陕西临潼：“兔子哥”的致富经******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李洁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三合

　　2月1日清晨，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浩民养殖场上班的何寨街道村民陆续走进厂区，经过一系列消杀防护，在兔舍中开启了一天的忙碌工作。

　　“这几天正是种兔产完兔仔需要精心照顾的关键阶段，大家伙儿都忙着伺候兔子‘月子’呢！”浩民养殖场负责人付红伟介绍，养殖场除了常见的伊拉、伊高乐、大耳白等肉兔类品种，还有荷兰侏儒兔、迷你垂耳兔、熊猫兔、花巨兔等宠物兔品种。

　　“每只种兔平均每45天就可以产下10只左右的幼兔，幼兔出生65天至70天后能长到4斤半至5斤半，就可以出栏了。”讲起这些日日挂心的兔子时，付红伟有说不完的话。

　　“以前，肉兔都是散养的，集中养殖能更好地控制成本，增加收益。”自幼就喜欢饲养动物的付红伟，瞅准了兔子繁殖能力强、养殖周期短、产业见效快、市场好的特点，也希望用自己的爱好实现更多的价值。

　　2019年10月，付红伟投入500多万元建设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成了村民眼中的“兔子哥”。

　　“目前，养殖场占地75亩，有兔舍13栋、种兔6000只，年出栏量达40万只，按照现在每斤11元的市场价，收益可观。”付红伟说，现代化养殖场建成后，已发展为集肉兔养殖与销售、种兔生产与经营、饲料生产与销售，及技术服务提供为一体的综合性农牧企业，产值在500万元左右，常年固定用工20多人，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务工致富。

　　在兔舍，身着工作服的饲养员周小香正干得起劲。“以前就靠种地和打零工，收入不稳定。自从这个基地建起来后，我就来这里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外还能照顾孩子，每个月还有3000多元的固定收入。”周小香满意地说，村民们不仅可以在家门口的养殖场就业，还可以领取兔苗代养，在养兔产业的带动下，很多村民都过上了好日子。

　　如今，在“兔子哥”付红伟的带动下，小小的兔子养殖产业逐渐成为当地主打产业。据了解，2022年，养殖场每月兔子的销售量大约有15000只，全年帮助村民代销肉兔约10000只，还远销至四川、重庆、广东等地。

　　规模化养殖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更让付红伟尝到了科学养殖带来的甜头。走进养殖场内，环境控制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生物肥发酵池无不让人耳目一新。

　　“兔粪含有丰富的氮、磷、钾，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用作有机肥料的优质选择。但过去兔粪处理一直是肉兔养殖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付红伟成立了西安三民农业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建起50亩的蔬菜大棚基地，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综合项目，将兔粪集中收集，进行无害化加工处理，为蔬菜等种植业发展提供有机肥料。

　　“芥蓝苗每斤8元、冰草每斤6.5元……现在养殖场不仅肉兔供不应求，蔬菜基地也因为施用兔粪有机肥，生产的优质蔬菜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付红伟介绍，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兔粪“原材料”除了供蔬菜基地发酵使用，多余的还由有机肥厂上门收购，每天额外增加了1000多元的收入。兔粪变废为宝，实现了兔粪的资源化和减量化，也作为天然有机肥为蔬菜种植提供了质量保障。

　　“我们的农业目标就是探索走出一种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拉长产业链条，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谈及未来，付红伟还有很多宏伟梦想，今年8月将完成养殖场二期建设，并尝试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发展“畜牧+旅游”新业态，将兔子养殖拓展至旅游、研学，让乡村振兴“畜”势勃发、“兔”飞猛进。(光明日报)

曾发出“最后一电”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最后一电”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坚守衡阳47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最后一电”的电报。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闻名全国，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

　　2023年1月9日，当年发出了“最后一电”的发报员、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享年94岁，“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最后一电’的发报人。”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1941年，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投身抗日，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1944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疯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衡阳是主战场之一。当年5月底，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当年6月，长沙沦陷，衡阳北面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寸土不让，等待援军，但双方实力悬殊，守军只有17000余人，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

　　1944年8月6日发“最后一电”

　　文中介绍，卢庆贻曾回忆说，1944年6月下旬，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说。此后，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却迟迟不到。8月6日，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此后，卢庆贻被日军俘虏，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抵达贵阳后，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最后一电”全文。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70多年后，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衡阳沦陷后，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长时间没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卢庆贻的儿子说，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回忆当年的故事。”1946年，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再也没有出去。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9月3日，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在卢庆贻卧房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算幸运的。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卢庆贻说，“我们要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最后一电’的发报人，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找他了解情况，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最后一电’的经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要走正道，做一个正派的人。”

　　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孙慧丽